第十一章魏晋南北朝的经学、 史学与文学艺术
第一节经学与历史、地理著作
经学的继续发展近代有不少学者说，盛极一时的两汉经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完全衰竭了，在当时的思想界，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完全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第一，诚如许多学者所说，东汉以来，由于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用两汉那种儒家思想来继续统治人民、欺骗人民，已经行不通了，统治阶级不得不在儒家思想以外，还利用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因此，在儒家思想之外，玄学思想，佛教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唯心主义思想，充塞了当时的思想界。第二，尽管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有了蓬勃的发展，但不能认为儒家思想就此完全衰竭了，经学从此一蹶而不振了，因为儒家思想对巩固封建社会的伦常秩序来讲，是最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的，它既没有玄学思想带有的那种消极因素，又不像佛教那样存在分割民户影响国家租调收入和兵源的危险，所以统治阶级还是要发展儒家思想的。当时在政府设立的国子学里，儒家经典仍然是国子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儒家思想仍然作为统治阶级行动的准则， 经典的根据。也就是说，虽然玄学和佛教思想都很活跃，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仍然没有动摇。尽管这一时期，在儒家经典的注释方面，也有不少玄学家想用玄学思想来改造儒家思想，但这些玄学家在注释工作中，却也不敢完全推翻儒家学说，或是把儒家思想篡改得面目全非，他们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内，利用玄学思想来讲儒家所不大的东西(如性命、天道等学说)，以作为补充而已。
《周易》:汉宣帝时，有施氏(施雠)《易》、孟氏(孟喜)《易》、梁丘氏(梁丘贺)《易》三家，皆置博士。元帝又置京氏(京房)《易》 博士。尚有费氏(费直)《易》，不置博士，而民间传习甚盛。到了东汉，传习费氏《易》的有马融，著《易传》十卷，郑玄注《易》十卷， 荀爽注《易》十一卷。可见费氏《易》传习之盛。三国时，曹魏有王朗、王肃父子亦为《易》学名家；东吴有虞翻，家世传习孟氏《易》，注《易》十卷。陆绩为京氏《易》，著《易述》十三卷。汉代的《易》学，重象数，好说阴阳灾异，不脱卜筮之书的范围。
曹魏正始(公元240-248年)以后，玄学兴起，王弼首先以玄学思想来阐明《易》学，他注《易》上下经六卷，又著《易略例》一卷。《周易》中有关“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 的术数迷信，“弼皆摈落，多所不关”(《三国志·魏志·钟会传》 注引孙盛言)。他着重讲运动变化的理论，开创《易》学研究方面的新风尚。西晋永嘉之后，“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郑玄)、王辅嗣(王弼)所注行于世” (《经典释文》卷1)。东晋学官，初置王氏(王弼)博士，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太常荀崧奏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孝武帝太元(公元376-396年)中，以王肃《易》学，“在玄(郑玄)、弼(王弼)之间”，又立《易》王肃注博士。宋元嘉十八年(公元441 年)，颜延之任国子祭酒，又黜郑玄《易》，独置王弼《易》。所以在江左，《易》学郑注浸微，王弼独尊。王弼的《易注》，只注了上下经；《系辞》以下，后人用东晋韩康伯的注来加以续补，今天流传的《周易注》，收在《十三经注疏》里的，就是这个本子。江左自东晋以下，注《易》者数十家，如张璠集钟会、向秀、阮咸、王济、卫瓘等二十八家之说为《周易集解》十二卷。又如谢万(谢安弟)、韩康伯、桓玄等，并注《系辞》，发挥玄理。他们大都祖述王弼，摈落郑注。北朝和江左相反，有不少经师专习郑注，只有青齐地区曾属南朝，才有讲王弼注的。到了唐初，孔颖达奉诏作疏，专崇王弼，废弃汉儒马、郑诸说，因此马、郑在《周易》方面的学说，后来大都散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