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朝动荡的年代里，兵户与吏户背负着沉重的生活与军事负担，他们的身份逐渐降低，生活陷入极端困苦。世家制度的形成与世袭责任的加强，不仅使他们的社会地位日益低下，更是让他们的生计陷入绝境。本期播客深入解读这一历史现象，揭示了南朝时期社会阶层分化与经济压力之间复杂的关系。吴灭时，全国有吏三万二千人(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西晋统一中国后(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为了要表示“息役弭兵，示天下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世说新语·识鉴篇》“晋武帝讲武”条注引《竹林七贤论》)。这种“州郡悉去兵”以后代兵执行职务的“武吏”，他们的身份虽仅高于“医”，但是由于一经为吏，便受所在机关之役属，除非解除吏名， 不能自由，一切徭役都集中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身份也渐渐沦落到与“兵户”同列了。
东晋、南朝，州郡拥有巨额的“吏”员。刘裕在永初二年(公元421年)三月下诏，规定“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宋书·武帝纪》)。裁汰之后，吏的员额还是那样多；裁汰之前，当更可观。既然州郡拥有那么大数额的吏，自然非迫使他们参加农业生产以增加政府的收人不可。在东晋初年，应詹就有这种建议，詹在王敦平后(公元324年)上表云:“都督可课佃二十顷，州十顷，郡五顷，县三顷。皆取文武吏、医、卜，不得扰乱百姓。”(《晋书·应詹传》)可见在东晋之初，即已计划用文武吏来佃耕官吏的职田。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始兴“郡(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市西南)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米三十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 (宋书·良吏·徐豁传》)。从这一条材料来看，当时“吏”已经成为世袭的身份，由于世袭，必然会导致全家要为政府服役，而且求属性之强，租课之重，更已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2。
兵户和吏户要世代负担沉重的兵役，而且要世代佃耕政府的土地，承担巨额的租课，因此他们的生活极端困苦，他们不是在疆埸上“裸身求衣”(《宋书·后废帝纪》，便是在家庭内“弃子不养” (宋书·良吏·徐豁传》),这一阶层的人口，就无法繁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