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药企对欧洲本土市场的不满，首先来自新药上市后能获得多少回报。

德国今年7月通过的法律规定，2027年起，专利药适用的法定制造商返利比例将从7%提高至合计15.5%。政府希望借此稳定法定医疗保险的财务状况，药企则需要从药品销售中返还更多的钱。这一政策的变化，既会影响企业当下的产品销售的利润，也会影响企业后续的投资决策。

一座新工厂、一间新实验室需要运行很多年，企业决定开建前，必须判断未来的收入能否支撑投入。如果这个判断变了，项目就可能延期、缩水，甚至被取消。

今年6月，礼来首席执行官表示，要把原计划23亿欧元的德国投资削减一半。同月，勃林格殷格翰取消了2027年至2030年总计9亿欧元的德国计划投入，涉及基础设施扩建和新实验室。两家公司都将德国医疗支出削减方案列为原因。

10月19日，罗氏德国负责人关于暂停未来德国新投资决策的表态，再次引发关注。公司称，暂停始于今年夏天，已经承诺的重大项目仍将继续。罗氏批评德国依赖短期削减支出，进一步加重制药业负担，损害了企业对长期投资环境的信任。

不只是德国，围绕英国的支付政策，也出现过类似争论。

赛诺菲2025年向英国议会提交书面证据时，将药品价格、销售额返还安排和新药准入限制，与在英国投资及临床试验的收缩联系起来。同年9月，公司暂停在英国重大投资计划的消息受到关注。它传递的担忧是：即使科研基础很好，如果新药难以获得合理回报，也很难持续吸引投入。

对这些企业来说，新药获批只是其中一步。医疗体系是否愿意支付、患者能不能用上、扣除返还后还能留下多少收入，都会影响下一笔预算的流向。德国和英国拥有深厚的科研、制造基础，但本土项目同样要与企业在其他国家的项目竞争资金。

这样的不满，已经促使欧洲药企共同发声。

9月22日，来自阿斯利康、罗氏、诺华等九家欧洲药企的负责人发表联名信，要求欧洲改善创新药投入和发展环境。信中援引数据称，欧洲占全球医药研发的份额，已从1990年的43%降至31%。

这份警报背后，还有更长时间积累的压力。研究显示，欧洲经济区在全球商业性临床试验中的份额，从2013年的22%降至2023年的12%；而2023年，中国市场的份额为18%。研究也指出，监管与资金环境、跨国试验启动和实施的难度，都在影响欧洲对临床研究的吸引力。

因此，欧洲需要解决的问题，既涉及新药卖出去后能获得多少回报，也涉及一个研究项目能否顺利启动。如果企业持续把新项目放到别处，本土医院参与新疗法开发、研究团队积累经验的机会，也会受到影响。

怎样才能让药企重新愿意投入？

德国9月提交的本土业务豁免专家方案，拟根据企业在当地的研发、投资、生产和就业情况，减免部分或全部额外返利。政府希望用这样的减免，降低企业继续在本土投入的负担。这项安排仍待立法落实。

好消息是，数十年来累计的产业基础，也仍然能争取到新项目。10月19日，与罗氏暂停投资的消息被广泛报道同一天，赛诺菲为法兰克福的新胰岛素制造设施举行了动工仪式。项目最初于2024年宣布，计划在取得全部许可后于2032年实现全面生产；今年9月，欧盟委员会批准了德国各级政府对项目的公共支持。

英国的调整则已实施。2026年，品牌药自愿定价准入及增长计划（VPAG）下，适用于新药销售额的主要返还比例，从2025年的22.9%降至14.5%。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也从今年4月起提高成本效果评价门槛，使医疗体系可以为同等健康收益接受更高的治疗成本。

同在4月，阿斯利康宣布在英国投资3亿英镑，完成剑桥园区的相关建筑，并在麦克尔斯菲尔德建设新实验室。公司明确肯定了英美药品协议对增加新药支出和改善患者可及性的作用。

至少从这些决定来看，改善新药的支付和使用条件，仍然能成为企业追加投入的理由。

欧洲积累多年的工艺、人才和供应链，仍然能吸引新项目。赛诺菲继续在德国建厂，阿斯利康也愿意在英国追加投入，这些决定都说明，欧洲还有机会用具体的政策和支持，让企业继续投资。

欧洲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总部仍在、老工厂照常运转，下一轮扩建和研发任务却越来越多地落在海外。巨头们继续成长，本土得到的新增投入却可能越来越少。想改变这种“留得住人，留不住心”的局面，最终还是要回到新药开发、进入市场并获得回报的逻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