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集采刚刚落地时，国家医保局相关政策已经明确提出，对围标、串标等价格同盟或操控价格行为，可依法取消相关集中采购入围和挂网资格。此后，国家医保局又把价格异常本身纳入日常监管：对价格涨幅异常、地区价差过大等情形，可以函询、约谈，要求企业提交成本、财务、产品流向等资料，必要时开展价格成本调查。

2020年，医保部门的另一道杀手锏落地，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正式上线。

按照规则，企业参与集采前需要作出信用承诺；省级采购机构则可以通过平台监测、群众举报、企业报告，以及法院判决、行政处罚等渠道收集失信信息。欺诈、串通投标、扰乱集中采购秩序本身就被列入失信事项。企业一旦被认定失信，处罚可以从提醒告诫、公开风险一路升级至限制甚至中止涉案产品乃至全部产品挂网、投标和配送资格。

与此同时，监管防线，也不断向投标前端前移。

从近几批国采规则看，监管已经不再只看企业的报价单，而是提前核查企业之间的股权、实际控制人、批件转让、委托生产等关联关系。第十一批国采更直接提出“全链条规范投标行为”：存在股权关联、委托生产、批件转让等关联关系的企业视同为1家，并探索引入“首告从宽”机制，试图从内部瓦解围标企业间的利益同盟。

今年，这张网还在继续收紧。

202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再次提出，通过书面问询、成本调查、约谈提醒、公开问询等方式处置药品价格风险，明确“坚决打击围标串标等违法违规行为”，并提出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审计监督。

也就是说，从企业进入集采之前的关联关系核查，到投标中的报价异常监测，再到投标后的举报、约谈、成本调查、信用评价，涉嫌犯罪后再进入公安、检察机关，围绕国采围标已经逐渐形成一套从事前预防到事后刑事追责的完整监管链条。

此次圣诺生物所涉及的正是这条完整链条的代表案件。

过去，公开可见的是，企业面对围标的直接代价主要为丢掉中选资格、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被暂停参加集采；如今，圣诺生物和实控人同时被公诉意味着，围标的风险已经不再止于“丢市场”，而可能直接落到企业和决策者的刑事责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