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国内创新药一片荒芜；十年后，创新药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创新药正以飞速追赶，未来将继续以加速度“赶超”，每一个药企都在用自己的力量构建中国的“医药长城”。回首十年，那些成立的药企，现在都以何种姿态存在？他们有的正引领行业冲向全球，有的成为某一领域的新星，有的在某一技术上去赶超，有的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最终或许会消逝在这医药历史长河中……

 在这11家药企中，有成功者的共同秘诀，也有掣肘发展的共因。过去十年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现在，而过往的积淀，现在的战略又将决定未来的十年。

约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后，第二批海归科学家回国潮已经蓄足了势，陆陆续续有科学家带着海外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在中国这片尚处荒芜的创新药土地上开辟天地。

当时美国已经进入生物药的高速发展期，而国内尚无创新药的开发氛围，“重大新药创新”科技专项才刚开始正式启动。同年11月，在蛋白质工程和抗体药物筛选、工程化和CMC有丰富经验的徐霆回国创立苏州康宁杰瑞生物。为寻求资金为新药研发造血，徐霆带领团队一口气做了30多个生物类似药，并曾凭此登顶汤森路透生物类似药“琅琊榜”。后来这些项目大部分都转让了。

与此同时，国内的复星医药早已下定决心布局大分子生物药，到美国找了之前在安进担任质量控制总监的刘世高，双方志同道合。复星的陈启宇曾在接受E药经理人专访时回忆，2008年之前，复星到美国去找团队做单抗药，初衷是想收购一个单抗研发企业，未果。回味个中辛酸，最终悟出来，该从头做的还是一步也不能少。

2009年12月，刘世高和姜伟东正式与复星医药签约，成立复宏汉霖。后者投资2500万美元，先启动5个单抗生物类似药项目，并引进一次性生产系统。显而易见，在创业初期资金能很大程度影响创业者们的选择。

康宁杰瑞和复宏汉霖均从生物类似药切入，但后续的选择决定了路径。这两家先锋药企无一例外参加了PD-(L)1的开发，并成为第二梯队。而PD-1第一梯队的生物科技公司是两家“后生”，现在已经长成生物制药企业的百济神州和信达生物。两公司的创始人相对而言是业界“前辈”。回国的时间也早于前二者。王晓东2003年选择回国创办北生所，2010年才和欧雷强创立了百济神州。无独有偶，俞德超2006年回国第一程领导了康柏西普的研发，第二程便是信达，2011年信达成立。

与前二者不同，百济和信达刚开始成立的策略便是做创新药，这与创始人背景和资金实力不无关系。一则百济的王晓东是公认的“科学家”，这一光环在早期给百济赚足了目光。而俞德超已是两个新药的发明人。正是这样的背景，百济成立初期便有默沙东的投资，而信达更与富达亚洲基金关系密切。

二则，王晓东和俞德超由于回国时间较早，对中国市场相对了解。创业初的“天时地利人和”，往往影响公司最初的战略。

2012年国内关于PD-1的研究立项纷纷开始启动。但当百济正式在北京研发中心启动PD-1研究项目时，俞德超同样提出立项PD-1却遭到董事会反对。最大的顾虑还是公司刚成立不久，在技术和知识层面可能不具备创新药开发的能力。

康宁杰瑞的徐霆在PD-(L)1的立项上很谨慎，以单域抗体为主，采取了多条路径，确保能够得到优异的候选物。

到2013年，俞德超团队终于说服董事会立项PD-1。这一年，BMS发表了两篇有关PD-1和PD-L1大型Ⅰ期临床结果的文章，基于种种原因，BMS最终选择PD-1进行开发。

此后，为了避免同质化，徐霆暂停了处于早期的PD-1项目，继而将全部精力集中到PD-L1上。由于战略定位关系，复宏汉霖立项略晚。但其选择了一个“冷门”适应证，寻求首个适应证上市企业。

在PD-(L)1角逐赛中，不同的策略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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