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称，向默沙东、艾伯维、百时美施贵宝、辉瑞、礼来五家美国制药巨头发出质询函，要求其在7月17日前披露在中国临床试验的详细信息。

该委员会指出，默沙东自2005年以来在中国进行了224项临床研究，其中至少31项在新疆、40项在军方医院；艾伯维自2007年以来进行了超100项研究，至少17项在新疆、16项在军方单位。质询函的矛头直指一个“罪名”——这些试验可能“增强中国的军事能力”。

此番调查并非一场偶发事件，而是美政客对中国生物医药遏制策略的又一次调转枪口。

从《生物安全法案》启动立法博弈以来，到NIH切断中国对核心数据库的访问，再到FDA拟全面禁止中国临床数据用于新药审批，美国对中国生物医药的围剿再次经历一场“升级”：美国的打压早已从早期将中国CXO、基因测序企业纳入实体清单、联邦采购黑名单的“直接封锁”模式，升级为通过国会调查、立法约束、投资审查三重手段裹挟美国本土及跨国药企，试图切断中美医药研发、临床、资本、供应链合作纽带，强行推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链对中国的“去风险”乃至全面脱钩。

然而，政客们精心编织的这张大网，真的能网住中国生物医药的崛起之势吗？历史与数据给出的答案，恐怕要让华盛顿再次失望了。

美国政客对中国生物医药领域的围剿，始于供应链端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定向精准封锁，伴随《生物安全法案》持续推进，打压路径从上游服务商不断向外围扩散，最终将扎根中国数十年的跨国药企捆绑进了这场地缘政治博弈之中。

回溯过去数年的“冲突”，打压呈现出“三级跳”轨迹。

第一跳：“封杀”中国企业。

2025年12月18日，随着《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签署，《生物安全法案》正式成为法律，这标志着美国对中国生物科技领域的监管从行政命令上升为国会立法层面的系统性限制。该法案禁止联邦政府机构及接受联邦资金的实体采购“受关注生物科技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药明康德、华大基因等在列企业事实上被排除在美国联邦资金体系之外。

然而，封锁并未如愿奏效。市场很快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国信证券医药团队分析指出，《生物安全法案》设置了长达两年的政策缓冲期，美国本土药企、Biotech初创企业高度依赖中国CXO的低成本研发服务，一旦强行断供，大量早期新药项目将面临停滞风险，最终药价上涨的成本会由美国普通患者承担，政策落地必然遭遇本土医药行业的强力游说抵制。

这一阶段美国的思路很直接：通过行政制裁把中国企业排除在欧美医药采购、新药研发体系之外。

一招不行，就再来一招。美国国防部再次将药明康德列入“1260H”涉军名单。药明康德迅速反击，在三天内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这一决定“缺乏事实依据”。但即便药明康德被列入涉军企业清单，其美国客户依旧选择持续履约合作，本质是商业底层逻辑压倒政治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