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德超看到了PD-1的“星辰大海”，为了抢时间，2015年，信达找到在复发难治经典非霍奇金淋巴瘤领域的突破后，毅然决然调整了PD-1产品的优先级。当时信达四个产品准备上临床，俞德超把PD-1调为最优先，并同时建立了自己的临床团队以把控产品的临床进度。

在同一时期，康宁杰瑞选择了另一条路。2015年，徐霆了解到有着美国FDA10年新药评审经验的老朋友龚兆龙加入思路迪，不久后便开展了与思路迪关于PD-L1的合作。签约后，思路迪主导新药的全球注册、临床开发和商业化，而康宁杰瑞负责开发阶段的临床样品生产和上市后药品的生产。

这当然与创始人对公司的战略定位密切相关。徐霆认为，公司的成长模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把公司做得很大，一种是分散开来，维持小企业的创业状态。

丁孚靶点、智核生物、康宁杰瑞江苏、康宁杰瑞吉林等新公司的成立，都有其特定的目标。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某一细分领域做到最好，维持相对独立的状态，并在随后的自发生长下形成自己的生态体系。

当然，这与公司是否通过借助融资来推动管线扩充及临床进展速度也不无关系。与信达和百济相比，康宁杰瑞并不是融资“爱好者”。一开始是狂做生物类似药补贴研发，到IPO上市时也仅披露过两轮融资，金额合计1.6亿美元。

而第一梯队的百济和信达的表现也不同。富足的资金储备，让百济在各方面都舍得“花钱”，其管理层多次在公开发布会上调侃百济“人傻钱多”。尤其在研发投入上，百济每年的研发投入冠绝群雄，有钱有技术，百济才敢去做头对头，才能在全球各地铺天盖地地建临床中心，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

信达虽然一开始也是含着金钥匙诞生，但刚开始俞德超就选择了建厂，与礼来合作生产，在产品构建上有生物类似药，有创新药，在商业化上的提前布局并且投得更多，在企业从Biotech转型Biopharma的时期完成自我的蜕变。这一点虽然很难，但信达还是做到了。因为其一开始就是Biopharma的逻辑。通过自己的产品和合作，信达的商业化潜力未来会步步显现，

今年以来，国内ADC赛道最亮眼的明星则非荣昌生物莫属。其与SEGN的26亿美元交易刷新了中国单药授权金额纪录。而荣昌生物在ADC领域的辉煌少不了其CEO房健民的高瞻远瞩。

2008年，在国外工作多年的房健民回到国内与荣昌制药共同创建了荣昌生物工程，并在2010年将其易名为荣昌生物制药。对于创立荣昌生物的初衷，房健民并没有什么犹豫：开发first-in-class或者best-in-class药物。

但这在2008年却是十分超前的想法。因为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房健民对于融合蛋白和单抗药物比较熟悉，所以他想尝试难度更大的项目——抗体偶联药物（ADC）。于是，荣昌生物在2011年前后便启动了ADC项目。很显然，这在2011年也是一个超前的项目。

带着充足的科学知识和挑战高难度的兴趣，荣昌生物在ADC赛道奔跑了起来，并成为“撞线者”。2021年6月，荣昌生物ADC药物维迪西妥单抗上市，成为国内首个上市的ADC药物。今年9月，荣昌生物第四款ADC药物进入临床。在其他人还在思考要不要进入ADC赛道时，荣昌生物已经“一骑绝尘”。

回看荣昌生物的发展可以看到，对于擅长和想挑战的事，房健民选择了以擅长领域打头阵，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选择了想挑战的事，既不待在舒适区，也不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样的策略或许值得其他初创公司借鉴。

想了解中国生物制药十年大考成绩单，请您明天接着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