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物制药企业的创新对全球贡献度到底有多大？麦肯锡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11月4日，中国在全球创新临床阶段管线的占比从2016年的4%提升至17%；中国全球性创新管线每年增长39%，全球这一指标为5%；中国对外许可项目金额越来越大并且越来越创新，如天境生物的CD47、加科思的SHP2抑制剂等。

商业化上，有企业已在全球遍地开花以探索商业化产品，如百济的泽布替尼。资本市场上，IPO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位列第二，仅次于生物技术聚集高地美国。

从2020年以来，获得FDA突破性疗法、加速批准、快速通道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越来越多。2019年时，获得加速批准的创新药可能只有百济的泽布替尼一棵独苗，同样获得突破性疗法的也仅传奇生物的B细胞成熟抗原CAR-T药物，这些产品都成为细分赛道中的里程碑事件。但自从2020年以后，此类事件便开始多了起来，荣昌生物、亚盛医药、和黄、康方等，几乎每月都有获得快速通道审查资格的企业，突破性疗法同样在扩大。

如今，虽然真正的有商业化产品的企业仍是寥寥，但为了适应增长的研发管线，头部玩家们正在扩张生物药的生产设备来建立整个价值链的能力，以确保其成本和质量具备竞争性。截至11月12日，现有产能最大是百济神州，达到54000升，其次是复宏汉霖和君实生物，分别为44000升和35000升。到2023年，产能的排名将变成康方生物（14万升）、复宏汉霖（8万升）、百济神州（6.4万升）、信达生物（6万升），荣昌生物也将提升至3.6万升。产能最能反映各家企业未来的产品策略。目前这些产能靠前的公司大多是有PD-1的公司。

PD-1第二梯队产能最多是康方生物，其创始人过去在接受E药经理人的采访时已经表示：康方未来要做生物制药企业。复宏汉霖的产能排第二，其已经商业化了3款生物类似药。

基石则相对晚一些，PD-L1目前是中国和国际都授权的状态，现在产能还在建设当中，不知是产能拖住了脚步还是战略如此。相对差异化的是荣昌生物，旗下迈百瑞是做生物药CDMO的，现在主要是供ADC和泰它西普的量。

本土玩家之间的合作依旧频发，合作方式则更加深入多样。在产品共同合作开发、商业化层面，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借助大型生物制药企业的商业化能力进行首个产品的商业化，譬如信达生物与亚盛医药的合作，从而各取所需。

生物技术公司若想要成长为大型制药企业，从大的方面看，新药研发能力只能算是入场劵，商业化是当前亟待克服的，本土企业商业化团队的快速扩充需要有产品支持，小型生物技术支持产品降低风险，大公司实现商业化，实现互补，未来这样的合作会越来越多。当然还有致力于做成制药公司的新公司，譬如云顶新耀今年又开展了多笔合作。除产品上的合作外，更进一步是股权的合作。大药企通过股权合作间接享受创新药的红利，小型药企则通过股权合作补足资金等其他条件。譬如信达生物与亚盛医药的合作，中国生物制药像科兴中维注资以获取了15.03%的权益，石药集团认购倍而达的股权，恒瑞认购万春的股权。

除了直接入股，共同成立合资公司的形式也再流行起来，过去是外资与内资的合作实践。譬如今年君实生物宣布与嘉晨西海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合作开发和商业化基于mRNA技术平台和的新药项目。诺诚健华与康诺亚签署合资协议，按50:50比例成立了合资企业天诺健成，以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开发及商业化相关创新药。康希诺与上药集团建立合资用于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克威莎的生产和供应等。

不得不说，目前生物技术公司的商业化进程还是不太理想，创新药的支付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创新药企目前最主要是通过医保谈判的方式做准入，降幅是不可避免的。2020年，医保谈判新上市的肿瘤药价格平均降幅约为70%。另一方面，“最后一公里”问题，虽然各地都在开展双通道政策，但是新产品入院仍不理想。截至今年5月，92种2020年医保谈判产品仅16%在基本医疗保险（BMI）定点医疗机构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