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吸引欧洲药企的故事，则更多从一款新药开始。

10月19日，罗氏与翰森公布新一轮ADC合作，覆盖两个临床前项目，以及利用翰森技术平台、围绕罗氏提出的靶点开发的其他项目。翰森将承担早期开发，直至完成全球Ⅰa期试验。

GSK与恒瑞2025年达成的合作，包含一款PDE3/4抑制剂和最多11个额外项目。恒瑞负责将这些额外项目推进至Ⅰ期临床完成，GSK在约定阶段拥有进一步开发和商业化的选择权。协议首付款合计5亿美元，未来约120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则以所有项目行权、全部目标实现为前提。

这样的合作模式下，中国企业有机会持续承担研发任务。GSK可以在研究推进后选择值得继续投入的项目，恒瑞则有机会把更多早期研究送进跨国药企的管线。

阿斯利康与石药今年1月公布的合作，也有类似分工。协议涉及八个体重管理相关项目，由石药推进至Ⅰ期完成，此后由阿斯利康承担约定区域的进一步开发与商业化。协议首付款12亿美元，还涉及石药的AI分子设计能力和每月一次给药的平台技术。

签下合作协议之外，欧洲药企也在中国建设自己的研发和生产设施。阿斯利康今年1月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中国投资150亿美元，扩大药品制造和研发。

10月12日，勃林格殷格翰设在上海张江的中国研发中心正式落成，进一步拓展在华早期临床开发能力。早期医学、外部创新、药物开发、临床药理与非临床安全科学等团队将在这里协作。公司还计划推动中国参与所有概念验证前的临床开发项目，让中国团队更早参与全球新药研发，并继续寻找本土授权引进和合作机会。

拜耳也把寻找中国创新的工作做到了中国本土。2025年11月，其亦庄开放创新中心启用，共创平台同日宣布落户北京。通过孵化初创企业、对接科研和临床机构，拜耳可以持续接触中国的早期研究与创业团队。

对中国企业和研发团队来说，合作的价值也开始体现在签约之后。持续承担研究、参与全球项目，以及在本地建设研发和生产设施，让中国创新有机会获得一笔首付款之外的长期收益。

对欧洲来说，“危机”正在发生。诞生于欧洲的药企不必迁走总部，也可以把下一批研发任务、新招的团队和新增产能放在其他更合适的地方。即使巨头们的业绩继续增长，本土也未必能分享到相应的投资和就业。

而在欧洲需要争取这些新投入的时候，一些国家的支付和准入政策，却让药企更难决定继续在家门口投钱。

美国和中国都在争取这些巨头下一轮的投入，欧洲自己又做了什么，让它们开始对本土投资失去耐心？请您下周一接着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