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林行止去世与一个时代的终结

程衍樑介绍本期主题：刚去世的香港媒体人林行止、《信报》创办人、香江第一健笔，一辈子写了一万一千多篇专栏。嘉宾郑诗亮讲述自己作为《上海书评》编辑长期负责林行止专栏的渊源，以及为准备节目拜访陆灏两小时的经过。

从汕头到香港：偷渡、露宿与菠萝包

林行止1938年生于汕头澄海，母亲因「间谍罪」入狱，父亲早已移居香港。他少年时被迫露宿街头，新华戏院台阶是最干净的过夜地点。后经澳门偷渡入港，被水警截获后反而得到一份菠萝包。他在夜校学英文，1960年代初进入《明报》做资料搜集工作。

金庸的赏识与河库论战的后勤司令

林行止投稿《明报》「自由谈」被金庸看中，获笔名「桑莫」。他赴英国进修经济学，采访傅聪成为海外首次重磅访谈。在资料室期间为金庸查阅内地报章，参与河库论战的后勤资料工作，获赠刻字欧米茄手表。回国后任《明报晚报》副总编，因不满马经等娱乐路线而离开。

抓住香港中产阶级：一套意识形态的正当化

林行止抓住七十年代崛起的香港中产阶级，用经济学术语把「赚钱至上」的市民诉求合理化。评论者指出他擅长游走在中方、英方、本土市民与港英政府之间，立场一贯。与金庸立场多变形成对比，林行止始终站在香港本位立场。

曹志明、沈鉴治与《信报》的文人班底

曹志明（曹仁超）与林行止晚年因「投资者日记」的功劳归属闹翻，林行止称曹仁超是《信报》集体资产。另一位元老沈鉴治1986年返港任总编辑，以「nofear nofavor」的文人风骨著称，还以笔名写古典音乐乐评，让《信报》富于文化气息。

骆友梅与《信报》创刊初期的生死危机

《信报》1973年7月创刊即撞上股灾与石油危机，现金流断裂，林行止不得不把美国印刷机卖给《东方日报》。妻子骆友梅是行政事务与人事安排的执行者甚至决策者，危机时刻主动出面拉投资、加强内部管理。节目中还插播了忽左忽右卖书业务的介绍。

填补市场空白：从行情播报走向深度财经评论

香港从出口贸易城市转向金融、地产、国际航运中心，市民需要专业深入的财经评论而非简单资讯。林行止在英国受的经济学训练让他明白，财经与政治、公共政策紧密相关。《信报》相当于一个公共知识平台。

张五常与「张五常论衡」的诞生

张五常向来眼高于顶却服林行止，称自己一个月写一篇可称天下第一，但每周五篇只有林行止最厉害。1983年林行止邀请张五常在《信报》开专栏，亲自编辑修改其不成熟的中文稿件。张五常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锐利文字通过《信报》扩散，影响八十年代大陆产权理论。

积极不干预：与麦理浩的冲突和与北京伦敦的距离

林行止批评工党出身的港督麦理浩「好大喜功」，反对其大手大脚花钱，麦理浩因此拒绝邀请《信报》参加吹风会。他的思想底色是英式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积极不干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虽被《信报》批评为「钦差」，却认为其务实理性，将其作为了解香港舆情的重要窗口。

与李嘉诚的冷战：损失几百万也不退缩

林行止与李嘉诚同为潮州人，早年私交不错，《信报》曾用李嘉诚的物业。1987年《信报》刊登抨击李嘉诚的评论，李嘉诚威胁撤走几百万广告，林行止宁愿损失也不退缩，从此双方冷战。《信报》因此被评价为香港最有公信力的报章。2006年李泽楷收购《信报》，林行止仍坚持保留独立运作空间。

与金庸的报业竞争：财经日报与明报系统

林行止承认《信报》冲击了《明报》系统，但认为《明报晚报》衰落是自身编辑路线所致。核心矛盾是1980年《财经日报》创刊模仿《信报》并挖角，金庸公开否认与其有关，林行止后来读《金庸传》才知金庸做了其股东并将其纳入《明报》系统，感到被老友隐瞒。

双查方案之争与「乌龟背蝎子」的寓言

林行止反对双查方案，评价金庸「保守」。黄康显质疑金庸荣誉学位是「捐回来」的，金庸发律师函，骆友梅斡旋化解。1996年两人就民主自由与普选直选公开交锋。林行止用「乌龟背蝎子」「鱼儿上岸」等寓言阐述香港本位立场，与金庸最终以文人方式平和收场。

《信报》的办报风格与林行止的晚年

《信报》没有记者调查报道，最有特色的是市民性、趣味性极强的经济评论。林行止写了二十四年社评，封笔后继续写随笔，阅读量极广，无书不读、无书不写。九十年代经济景气时《信报》每天卖六七万份，他在山顶买了豪宅。2006年出售五成股权，2014年彻底退出。

文人办报作为一种文化生产方式

郑诗亮以唐德刚「历史三峡」的比方收尾，认为香港文人办报传统是华人社会转型中的宝贵收获。林行止这一代人把民国文人办报传统与西方社科专业训练结合，关注市民阶层利益。这种传统不独属于香港，只要有人相信思考与表达的力量，今天在上海做播客也可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香港。